要讨论中国的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而且政府深度参与，这是由我国体制决定的。这和国外以市场为主的体系不同。对于政府一般来讲，拥有事权和财权。
地方政府的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例如旅游景区建设）和公共物品。地方政府权力的边界和范围,由行政区划决定. 事权即执行处理某一项目，事情的权力，在中国，事权一般受以下几个因素影响：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与边界，信息复杂性，激励相容。下面进行逐一解释。
公共服务的规模经济与边界：规模及经济是指随着服务规模的扩大，覆盖人越多越划算，成本就会下降。例如公园建设，大家都能用，人用的多越划算，维护成本也分摊得越薄。至于边界划分（也就是划分不同省份或一个城市划分不同区县），这与其公共服务影响范围有关。下面举几个例子，如国防，因为国防体系覆盖全体人民，具有显著的规模经济效应，而且跨域所有省份（即跨越很多边界），所以国防支出几乎由中央负担。再如工厂排污，若排污影响不了其他城市，则有当地政府负责，但排污若污染了同省其他城市，就不能污染源头的当地政府说了算，得由省里协调。以上的例子说明了行政区域划分不能划分太小，且覆盖人越多越划算（公园）否则会导致诸多事情外溢（工厂排污），需要上级协调事情过多，失去本级政府意义，但与此同时政区划分也不应过大，毕竟受制于人们获取这些服务的代价和意愿。这里还可以补充中小学教育的例子。另外，行政区域划分面积还受其他因素影响，例如人口密度，地理文化差异等，这是题外话。总之，每一级政府都拥有事权，受公共服务规模经济与边界影响。影响大则需要上级协调，跨边界也需要上级政府协调，从而也影响行政区域面积的划分。
信息复杂性： 信息复杂性指的是在提供某项服务时，所需的信息量和复杂度。 一般来说，地方政府更了解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如地方交通等等，所以这些道路基础建设的事权下放给当地政府。上级虽然有名义上的最终决定权，但由于信息复杂，不宜处理，下级实际上自主性很大，拥有实际决定权。如果一件事每个方面非常清楚，有客观评价标准，那权力分配就很清晰。例如学生考试的选择题，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而主观题（例如）作文就不一定了，存在一定模糊性，复杂性。对应政府工作就是一件事该不该做？要做到什么程度，怎么样算做的好？做好了谁的功劳？这种复杂性，也使得一些问题出现，例如权力向个人集中，这也是各地区，各部门“一把手负责制”的根源之一，这种集中很有可能导致专权和腐败。
激励相容： 激励相容性指的是确保执行事权的政府部门在提供服务时有适当的动机和激励措施。例如，如果地方政府负责本地区的环境保护，其政策和措施更有可能符合当地居民的需求和利益，从而提高政策执行的效果。
总结下这三个影响因素，归结起来也是息息相关的，三个因素紧密联系。比如，上面讲过行政划分影响事权，而在行政区域划分，既于公共服务规模经济有关，也和信息复杂性相关，同时又为激励机制设定了权责边界。
地方政府的财权变动相比事权多，我选取了本书中的几个关键节点，1994年前，国家财政收入实施包干制，即将地方预算内收入按照一定比例上缴。例如广东，实施上解额递增包干，以14.13亿为基数，以后每年在此基础上递增9%，1988年广东预算收入108亿，上解14亿元只不过占13%，而广东预算内收入增长速度远超过9%。1989年比上年增加了27%，也就是说明上解负担实际上越来越轻，这也导致中央财政逐渐贫穷（地方财政收入相比于跟中央约定的分成比例增长更快，中央收入占比自然不断下降），这也是分税制改革后不久广东一开始是反对的原因。
中央财政收入贫穷削弱国家财政能力，变相也削弱事权，不利于推进改革，例如改革后的地区发展差异大，东西部差异，要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异，需要中央财政的大量投入，否则连保障义务教育都有困难。
于是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把税收分为三类：中央税（如关税），地方税（如营业税），共享税（如增值税，所得税）。改革中最重要的税种是增值税，占税收收入的1/4，中央拿走75%，留给地方25%。这样一来，中央财政又富裕了起来，增值税占地方税收逐年递减。其次是企业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23%，02年改革后，将地方所得税中央和地方六四分成。
分税制改革扭转了中央财政的贫困，加大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为之后应付一系列重大冲击（如97年亚洲金融危机，08年汶川地震，全球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也保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如国防现代化建设）和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此外，分税制也从根本上改变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模式。
分税制改革没有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但却减少地方政府手头可支配的财政资源。一些发展经济所需的诸多额外支出，比如招商引资和土地开发等，就需要另筹资金了。对此，政府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地方可以增加税收规模。虽然和中央分成，但是蛋糕做大，自己可以分得收入总量也会增多。另一方面，地方可以增加预算外收入，最重要就是围绕土地出让和开发所产生的土地财政。对于第一方面，由于后续02年改革中央政府拿走所得税60%，基层政府预算内收入进一步减少，还有03年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要求“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要求更加重视民生支出，而上面事权说过公共服务规模性，信息复杂性等原因，民生支出由地方政府承担，这也导致预算内支出从重点支持生产建设转向了重点支持公共服务和民生。这都导致地方政府不得不另谋出路，寻找资金来源，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另一方面，土地财政由此登场。